香港政府是實行過「積極不干預政策」，但並非一貫奉行。
積極不干預來自夏鼎基爵士在20世紀七十年代提出，在當時的香港確實起到了顯著的效果，在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末期，經濟增長率達到兩位數，實現了高速增長。這段期間，香港從一個轉口貿易港轉型為出口加工製造中心，並逐步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當時的背景，香港经历了多次经济波动，包括股灾和石油危机。夏鼎基爵士認為，香港要應付這些挑戰，必須讓市場力量自己發揮作用。他當時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是要抵擋不斷要求政府干預的壓力。这项陈述應理解為是要干預的，若不干預，必須要有正面而積極性的效果（陳坤耀，2024）。例如1973年提出的十年建屋計劃，1974年成立的廉政公署，和1980年提出的九年義務教育等，這些都是政府干預市場的實際措施，而且這些措施都是因應當時人口和經濟快速增長衍生出的問題應運而生，既保障了市民福利和社會公平性也沒有對市場經濟造成打擊。所以當時政府發揮了他應有的職能，提高經濟效率，增進公平，促進宏觀經濟。
政府介入的程度，我們可以用政府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作為政府介入整體經濟的指標。和以前相比，在1975年港政府的支出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8.1%，1985年19.1%，自1997-98年度以来，香港的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4.13%逐步上升。到2019-20年度，这一比例已达到21.79%，在2022-23年度，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进一步增加至28.44%（黃敏碩，2023）。和其他国家相比，在2023-24年，政府介入的程度由深到淺依次為芬兰55.6%、加拿大41.1%、英國39.5%、香港 25.4%、美國 24%、新加坡19%。從這些數據得知，政府介入程度比福利主義的歐洲國家低，雖然有上升趨勢，但与以自由市場著称的美国相近。梁振英上任后在2013年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就闡述了這樣的概念：“在市場可以發揮優勢的時候，政府不應干預，隻要提供公平競爭的平台。但當市場失效、未能發揮功能，政府一定要有所作為。”（任成琦，2015）。
香港连续28年在《世界经济自由度》排名中位居全球第一，直到2023年才滑落至第二位，国际贸易自由继续排名第一。滑落原因，报告指出，香港的司法独立性受到损害、法治环境恶化、营商成本增加以及对外劳动力的限制等因素导致其整体评分下降。實際上，中美在2018年開始貿易戰，全球自由貿易變得更加保守，隨後更有意識形態的鬥爭，香港經濟受到波及，自由市場經濟面臨失效，政府也需要更多的加介入，融入國家的戰略才能在大國博弈中有所發展。由此可見，香港在政府介入市場方面并不嚴重。
从香港在《世界幸福报告》排名来看，2012年排名70，2017排名75，2022排名81，2024排名86，呈现排名显著下降的趋势。
从新加坡在《世界幸福报告》排名来看，2012年排名22，2017排名26，2022排名27，2024排名30，呈现排名平缓下降的趋势。
从中国在《世界幸福报告》排名来看，2012年排名112，2017排名79，2022排名72，2024排名60，呈现排名显著上升的趋势。
全球幸福度排名中看出，政府的介入并未令到民众幸福度提高，排名除了不及鄰近地区，还呈现显出下降的趋势。香港是個國際金融城市，實行簡單稅制，且稅率較低，目的是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资者和企业在香港设立业务，但低税率导致财富集中，未能有效地通过税收再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在過往，本地生產總值常常超過20%來自於房地產，房地產成為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甚至超過了金融服務業。但房價上行會令到工薪階層生活壓力大增。所以香港人的幸福感普遍比較低，來源於貧富差距，高房價，居住環境狹窄等。香港被定位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在金融業實行低稅是對競爭力很重要，對其調整稅率空間有限，金融業也常常有不穩定因素影響市況從而影響收入；政府在2022/23财政年度，财政赤字為1,398亿港元的，儲備剩餘8,173億港元，2023/24赤字為1,016億港元，儲備剩餘6,851億港元，呈現持續財政赤字和儲備不斷降低的趨勢；在房地產不振的情況下，政府需要積極尋找其他收入來源，也要對市場進行積極的干預。
參考資料
HeiWai Tang，2021
影響香港半世紀的積極不干預經濟哲學
黃敏碩，2023
https://www.wenweipo.com/epaper/view/newsDetail/1687158874496569344.html
任成琦，2015
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5/0831/c83083-27533838.htm